1985年《广场协议》签署，日元大幅升值，造成日本国内的资产价格泡沫，日本央行于 1989年加息刺破资产价格泡沫。
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，日本央行于1999年下调隔夜拆借利率，进入零利率。
2000年全球科技泡沫破灭，日本央行于2001年实行量化宽松（QE）。
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，日本央行同年实行初步宽松，于2010年进入全面宽松。
2012欧债危机，日本央行于2013年实行量化和质化宽松（QQE），于2016 年进入负利率，同年9月实行收益率曲线 控制策略（YCC）。
2020年疫情爆发，日本政府和央行组合实施经济刺激计划。
过去30年的时间里，日本央行在逶迤的道路上采用了多层次的“非常规”的货币政策工具，是货币政策理论的重要实践，也是世界其他央行的重要参考。
尽管日本央行在货币政策上另辟蹊径，日本国内的社会和经济结构却保守因循。长期以来日本经济依赖出口，已经负荷累累，全球产业结构的变迁和新兴工业国家的兴起，给日本出口造成的压力几乎要不堪重负。
行天丰雄说“虽然1980年代日本遭遇了巨大的动荡，但却没有抓住机会进行必须的、对自身经济和社会进行的结构改革……我们失去了一次完成结构改革的机会，这种（改革需求的）苗头其实在贸易战后期就开始出现了。”
研究日本经济和货币政策历史的书籍汗牛充犊，但分析日本经济和货币政策未来的资料却寥若晨星。今年的情人节，植田和男 (Kazuo Ueda)教授被提名为日本央行的下一任行长，他将成为日本战后首位学术背景的央行行长，但到目前为止，植田教授的立场还不是明牌。
令和年代开启，新行长上任在即，日本央行是否会走上货币政策正常化的道路？日本能否迎来久违的经济增长？欢迎收听我们的新加坡投资咨询顾问William Zhu和股票分析师Jen-Ai Chua的分析。